常言道：金錢萬惡，可是大部份人都便止於此，沒有再往下去想，有的也是連番道德說教。金錢成為庸俗的代名詞，簡言之，就是中文說的「銅臭」，
這位社會學家名叫齊美爾（George Simmel），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（譯者為大陸學者顧仁明及李猛），名為《金錢、性別、現代生活風格》，在華人地區唸社會學的人，若聽過他的名字已相當難得，讀過他的文章肯定寥寥可數，他之所以被人遺忘，與他的生平及學術風格很有關係。
生於十九世紀末的齊美爾頗為倒霉，他雖然備受韋伯（Max Weber）贊賞，可是一直連一個大學專任教席也拿不到，大學不發薪水給他，只聘他為編外教授，要靠學生的聽課費維生，直至他死前四年（1914），才給他一個正式教授名銜。
他最著名的作品，要算是《金錢哲學》，台灣的翻譯本亦收錄了書中的一部份，名為＜現代文化中的金錢＞。他當然也同意金錢使人際關係變得疏離，但金錢同時使人變得自由獨立，具創造力量，不用看別人面色做人，因為生產者在金錢經濟下，不再依賴特定關係而活（例如農民－土地－地主），而是依賴金錢過活，人便自由地組合起來。
但金錢所創造出來的自由，使人際關係變得工具性，物質性的消費交易，使人進入理性的生存模式，因為金錢要求的計算性與準確性，人的理智壓過感覺與心靈，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量化來計算，事物的差別變得不重要，理性制度與文化滲入生活裏，形成所謂客體化（objectivization），例如談戀愛找對象要計算一下各自值多少；勞動價值以金錢來衡量；「性」可以買也可以賣，分成各種等級；友情的深淺可能以能向對方借多少錢，拿多少好處來衡量。
以上的說話幾乎所有人都同意、都會說，但齊美爾的精彩之處，是接下來的分析：他指出，金錢把所有人類關係變得平庸，但同時，金錢帶來的自由使人卻更追求個體，個體價值越高，因此形成了個體化（individualization）與客觀化的對立。
例如他在＜現在和將來的賣淫瑣談＞中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：既然我們的社會一切都向錢看，為甚麼我們現代社會對「賣淫」比以前更不能容忍？這令我想到台北市禁公娼、其他城市努力掃黃這些有趣例子。
齊美爾解釋道，前現代社會的「性」總是與社會關係連繫起來，男女婚姻要由家族作主便是一明證，但現代社會在金錢及其他力量驅使下，個體得到解放，「性」也同時被視為個體珍貴的一部份，但金錢的魔力（不是性交易本身）使「性」量化及平庸化起來，反而好像變得價值很低，而中產階級無法面對這種落差，因此以道德口號大力禁娼。
齊美爾沒有提出甚麼簡單解決辦法，但他指出，以道德來指摘及懲罰妓女，不會使性工作消失，因為人有這個需要，但禁娼及責難娼妓，卻要她們成為現代社會矛盾的代罪羔羊，妓女因她們的「性」，所以地位只會變得更低，既然我們社會已承諾了人得到自主，妓女的「性」及其地位也應提升而非被降格。
齊美爾有趣之處，一方面正如編者劉小楓所說，對現代社會的分析非常獨特而悲觀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有積極樂觀的一面（台灣出版這本文集便沒有收錄這方面文章了），他並不認為我們要回到過去，或自上而下重整一種道德或社會秩序，用來壓抑個體性（individuality），所以他既反對資本主義工業化，也反對列寧式的社會主義，他寄望於以創造性個體（creative individual）為出發點，轉化金錢及理性制度帶來的價值文化；實驗小團體式的社會主義是他的理想，他較推祟的是以傅立葉（Fourier）為宗師的法國小型社會主義合作社（妓女可否成立合作社？）。
越說越遠了，但上一個世紀初的齊美爾強調人的創造性，與新經濟時代追求的「創意」可能仍有點相干，他也許提醒我們：創造性就是要反對平庸化，如果創意的多少單單只以金錢來衡量，恐怕也沒有甚麼創意可言了。
